大梦寻幽恭王府

作者：胡春雨

    外地游客去北京，首选的景点大多是紫禁城、颐和园或者八达岭之类的去处。这些闻名遐迩的景点，多半是明清时代的皇宫御苑，或者用作国家事务的伟大建筑，自然巍峨壮观、流光溢彩，集中体现着往日天朝的大国雄风和艺术典范。头一次听说恭王府，还是酒桌上听朋友闲聊，说的神乎其神、眉飞色舞——瞧那阵势，恭王府可不是一般的“侯门一入深似海”，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权势：这里是妇孺皆知、臭名昭著的乾隆奸相和珅的老宅子。人们对清史不见得了解多少，和珅还是知道的，总得瞅机会瞧一瞧：这顶级贪官的府邸，到底折腾成啥样呢？

机会来了，今年夏天到北京出差，剩下半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于是打听好恭王府的去处，坐上公交车朝着鼓楼的方向进发。不消说，王府都在老北京的内城，现在的核心城区。不仅如此，一下车便可发现王府选址的讲究——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一代，坐落后海、北海之间。不消说，有了充足的水源，也就有了足够的灵气和秀气，这大概便是风水的道理吧！一路观光，看着老北京风情和现代经营的什刹海，不久就来到了恭王府。据说，这是大清王府迄今仅存的硕果，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着渊源关系。大清统治时期，北京城有过数量众多的王府，现在随着老北京城的湮灭，多半沦为历史的陈迹。恭王府不仅是清朝王府建筑的精华，它的主人尤其使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。“一座恭王府，半部清朝史”。和珅与恭亲王奕䜣——它中、晚清时代的两位主人，曾经深刻影响着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政局，使得这座王府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。无论辉煌与创伤，历史的车轮正是从那个时代一步步发轫到今天。

王府的灵魂当然是王，一切围绕着亲王的爵位展开，这就难免存在一个“封爵”的话题。封爵制度在我国根深叶茂、源远流长，如果用现代的眼光看，应属于宪法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畴，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，产生过重大的政治影响。《尚书》云：“惇信明义，崇德报功，垂拱而天下治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至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，以劝其从。”《荀子》阐释道：“好荣恶辱，好利恶害，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”；又说：“故赏贤使能，等贵贱，分亲疏，序长幼。”这种以人性论为基础，用礼仪和待遇的制度化差异，评价、鼓励相应的国家功勋和社会奉献，以推动社会发展、维系社会秩序，大概是古典中国封爵、等级制度的主要原理吧！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，但又始终无法脱离人类的本性。对于我们这样代表人类主要文明的民族而言，譬如九曲黄河，历史的发展虽难免波折，但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源头和脉络。《汉书》云：“天道有常，王道无常；无常者，所以应有常也”。今天的中国，诚然是在古典时代的终结和转型中走来，但一味泥古与非古都不是理性的态度，还应辩证对待历史发展的脉络。儒家讲“维齐非齐”，仔细品味，包含着人格平等是根本，社会差异是方式的含义——譬如比赛，冠军的金牌和季军的铜牌，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呢？人之性情不远，理应互相尊重；但一概为了平等而平等，社会也就无法维系了——极左时代的大锅饭，岂不是极端的例子呢？感怀古今，经典所以不朽，更多的在于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，以精微的语言提炼出一般的道理，供后人结合各自的时代常读常新。

不难想见，王府的建造总是与一定的权力分配和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，而亲王恰恰构成了古典中国封爵制度的顶级。与明代不同，清代的亲王担当着“出将入相”的角色，一直在国务中发挥着心腹肱骨的作用。《尚书》曰：“臣作朕肱骨耳目，予欲左右有民，汝翼；予欲宣力四方，汝为。”古典中国注重“人道亲亲”，不同朝代的政制上有一定体现。这些大清亲王特别是所谓“世袭罔替”的十二大“铁帽子王”，本来与皇室有着骨肉至亲，他们或者与开国之君一起打天下，或者与后世之君一同治天下，始终起着国家核心领导层的作用。看来，一个朝代的开国形势及其立国思想，总是从深处影响着时代的脉络。可是，这么顶尖级的王府，最初却是人臣和珅的府邸。如此的奢侈逾制、肆无忌惮，在繁华热闹中，已经折射出乾隆末造政治的腐败。

乾隆大帝的一生，上承康熙、雍正大半个世纪的国力发展、励精图治，以其辉煌的文治武功，将清朝的国势推向了顶峰时代，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。到了乾隆末叶，志满意衰，奢侈无度，动以古稀天子、十全老人自诩。诚如《贞观政要》载唐太宗训政云：“流水清浊，在其源也。君者政源，人庶犹水。”于是天生国妖，乘隙而入，和坤才干精敏、仪表俊伟，善于捕捉老皇帝的心思，迅速成为乾隆日益倚重的红人。一代奸相，狐假虎威，居然时人有“二皇帝”之称。《清史稿-和珅传》云：“和珅继用事，值高宗倦勤，怙庞贪恣，卒以此败。”难以想象，这座相府当时的车水马龙，天上人间。权力的超市，福祸人的庙宇，将官场上的贪浊浮伪之风演绎到极致，以至成为后人念念不忘的谈论之资。《礼记》云：“政不正则君位危，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”。不难想象，此时礼义廉耻、正大光明的治国修身之道，在繁华热闹的投机钻营、请托纳贿中，让位给了各种仕途经济的“潜规则”。所败坏的，必然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官风民俗和政治生态，为一代天朝的盛极而衰，植下了恶性的毒瘤。

清高宗、和珅君臣，却让我颇有些无端的联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唐玄宗、李林甫君臣。唐朝和清朝，都是我国历史上缔造辉煌的朝代，国祚三百余年；唐玄宗和清高宗都是在皇朝中期登基，在位期间以雄才大略将国势推向了顶峰。但享国既久，执政末叶纷纷出现了奢侈无度、倦勤朝政的情况，导致皇朝盛极而衰。在此过程中，唐朝出现了奸相李林甫，清朝出现了奸相和珅，朝政急转直下，败坏至极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，李林甫“柔佞多狡数，深结宦官及妃嫔家，侍候上动静，无不知之。由是每奏对，常称旨，上悦之。”《清史稿-和珅传》亦载，和珅“善伺高宗意，因以弄窃作威福……大僚恃为奥援，剥其下以供所欲”。可见，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：做官不做事，谋身不谋国，工于心计，情商极高。把全部聪明和毕生精力，用于窥伺人心、揣摩人情，巴结领导、拉帮结派，至于社稷民生、天理公道，则无关休戚。奸者，干也，干名犯义；奸者，邪也，不由正途。《韩非子》总结的好：“凡奸臣，皆欲顺人主之心，以取贵幸者也。故主有所善，臣从而誉之；主有所憎，臣因而毁之……故主必欺于上，而臣必重于下矣，此之谓擅主之臣。”千秋之下，韩非子的文章总是为历史写真，一幕幕风起云涌的大剧，在国学经典中早已刻写殆尽。

不同的是，同样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到了晚年还忙着“益事边功”，除了身边的李林甫、杨贵妃家族，还一手培植了边疆安禄山的军事势力，形成“外重内轻”的局面，直接导致天宝之乱。此后唐朝迅速衰落，藩镇割据成为中国历史长期面对的难题。而乾隆的盛世之后，中国社会的固步自封、浮华奢侈，流宕成俗、积重难返。儒家讲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；法家讲：“主利在有能而任官，臣利在无能而得事；主利在有劳而爵禄，臣利在无功而富贵；主利在豪杰使能，臣利在朋党用私”。看来腐败怠政、为官不为，譬如人类灵魂中的失坠力，无论古今中外，很容易在社会肌体中传播。《尚书》云：“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着反腐清风的大考，除了刮骨疗毒的决心与依法反腐的规矩，历史的经验与国学的智慧，值得借鉴。

和珅留下的府邸，历经了中国文明的上一个顶峰和谷底，道不尽的家国兴衰、波诡云折。和珅被嘉庆皇帝“优待”赐死后，府邸的一半赐给了弟弟——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庆亲王永璘，安享富贵；另一半则留给了妹妹——和珅的儿媳妇固伦和孝公主，终其一生。“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”。上承盛世之余，嘉庆反腐的力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时光荏苒，咸丰皇帝即位后，根据道光皇帝的遗诏封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，并赐予了这座来历不凡的府邸，现在的名称由此而来。恭王府乃清代王府建筑的精华之作，规模宏大，由府邸和花园两大部分组成。府邸分左中右三路，中路的银安殿是王府的正殿，如同紫禁城的金銮殿，是王府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。紧随其后的嘉乐堂则是祭祀的场所，可见宗教、神灵在古典中国的重要性。至于把我们说成世俗国家，大概是近代以来站在基督教社会进行比较的结论罢。恭亲王自号乐道堂主人，府邸东路的乐道堂便是当年恭亲王的起居处；西路的锡晋斋则是当年和珅仿紫禁城宁寿宫建造的寝处，也是后来和珅“僭侈逾制”的主要罪状之一。如此说来，锡晋斋的规格要超过乐道堂，恭亲王是有意识的住在东路罢。府邸的最后是横亘东西的后罩楼，俗称“九十九间半”，取其“届满即盈”之意。对于位极人臣的主人来说，这四个字可谓时时警醒。由此前行，即是王府花园——萃锦园。“盛世造园，乱世毁园”。清代的王府花园，幸存至今者已经为数不多，萃锦园显得弥足珍贵。偌大的花园同样分为左中右三路，以湖面景观为中心，一路翠山碧水，曲径幽台，连接着大大小小的院落亭台，足以让王府的主人和客人们，在纷繁的世务外畅享游观之乐。

与紫禁城不同，王府的琉璃瓦使用的是绿色，代表着亲王的身份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小人贫斯约，富斯骄，约斯盗，骄斯乱。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以为民坊者也……故贵贱有等，衣服有别，朝廷有位，则民人有让”。尽管在近代的嬗变中，国人对礼义早已陌生，可几千年赖以立国的礼文化有其深刻的人性论基础，不见得全盘否定。中式建筑到处渗透着礼的精神，不同的场所、不同的主人，在建筑构造和装饰上有着或微或显的差异。与现代不同，很多建筑并非只是出于物质生活的实用性，而是体现了礼仪、祭祀等社会、精神活动的需要。因此皇城的建筑总是挥发着特有的雄浑巍峨、富丽堂皇，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反过来讲，在历史断裂的文化革命时代，也就难怪我们的古建、文物为什么被当做“四旧”，不遗余力的毁灭了。

晚清时代，国势陵夷，随着列强入侵，患难方深，百年间我们从天朝大国一步步坠入了历史的谷底。这个过程中，它年轻的主人恭亲王却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，这里的很多决策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。恭亲王与咸丰帝是道光帝的爱子，兄弟感情甚合。史载道光立储时曾颇费踌躇，似乎更看重奕䜣的政治才华。最后在立储的密诏中，道光虽然册立了皇后所出的咸丰，但打破惯例同时封奕䜣为亲王。历史没有如果，晚清的历史虽然没有按照奕䜣的谱系续写，但这位地位尊崇的先帝爱子，仍然在动荡的晚清风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，咸丰帝北狩热河，恭亲王奉诏留守京师，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城下之盟的《北京条约》，好在首都回到了清朝手中，在当时看来是个了不起的成果。危难之际，恭亲王的声望迅速崛起。随后，恭亲王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开启我国近代外交之先河。在国门洞开、全球化势不可挡的时代，这步棋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也许是出于猜忌，咸丰帝驾崩热河后，声望显赫的恭亲王却没有列入顾命大臣之列。咸丰的灵柩尚未回到京城，恭亲王与两宫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，废黜顾命八大臣，打破了咸丰在两宫太后与王大臣之间精心设立的权力平衡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小叔子究竟赶不上家主母，最终却酿成了慈禧以母后之尊“垂帘听政”的格局。一部煌煌清史，最终没有躲过三百年前的“叶赫亡清”之谶。“易基乾坤，诗首关雎”。纵观中国历史，女主干政并不鲜见，太后——皇上他娘，对朝政乃至皇朝的兴衰有时起着重要作用。清朝勃兴之际，出现了辅佐顺治、康熙两朝幼君的孝庄太后，覆亡之际也出现了揽权半个世纪的慈禧。权势，一面灵魂的镜子，一部表演的舞台。司马迁在《史记-外戚世家》中对家国的宿命感叹到：“人能弘道，无如命何”，令人浩叹。政变成功后，恭亲王一度荣任“议政王”，长期主持晚清政局，成为洋务运动的最高首领。恭亲王重用了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历史名臣，兴办近代工业，派遣留洋学生，次第消平了洪杨之乱等心腹大患，一度迎来大清最后的同治中兴，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历史贡献。看来王府真正的主人，是这位颇被遗忘的恭亲王罢。

回顾中国历史，自东西两汉四百年天下以来，没有那个朝代挺过三百年的大限，终在天崩地裂中谢幕。恭亲王身为天皇贵胄，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重臣，一直被揽权专制的慈禧太后猜忌。中法战争后又遭借故罢黜，家居十年之久。“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”，直到甲午战败，艰危之际才被再度启用。晚年的恭亲王心灰意懒，再无建树，不久便怆然谢世。好在终其一生，博得了一个“忠”的谥号，也算人生的成功。十余年后，爱新觉罗的时代便在老病交加中走到了尽头，王府的大梦终归消散。此后百年间几经飘浮，终于劫后重生，为后人记忆着那个时代的梦痕。

果然是“一座恭王府，半部清朝史”。王府承载着太多的荣辱成败与家国兴衰，见证着皇朝的风云，诠释着人世的无常。亲身登临，俯仰古今，弥觉历史的厚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