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春雨：醉驾，不能让被害者受害到底

　　近日，最高法院公布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，其中最为引起普通民众关注的，是关于醉酒驾驶交强险也要赔偿的条款。不难理解，治理醉驾，是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。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，笔者双手赞成征求意见稿的方案，因为法律不能让被害者受害到底，也不能让加害者逃脱罪责，保护与责罚都是法律对社会所担负的使命。

　　中国法律的任务，不仅是为天下人分配利益，还应当是为天下人判明是非。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实施，应当培养民众的两颗心：对法律的敬畏之心，和对自己行为的愧耻之心。法律负有保护人权的任务，但一个民族如果要成就自我，便应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完善。否则，法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，很容易沦为人们腐化纵恣的幌子。结合醉驾案件司法态度的发展、演变，回到现实的法律层面，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是：法律调整经济关系，但不能将一切价值商品化；法律尊重每个人的权利，也应致力于社会成员人格的完善。

　　与我们所努力效仿的西方人不同，我们传统上是一个世俗的国家，我们的灵魂中没有上帝的统治，维护我们民族共同价值观念的，只能是世俗的政治、法律与教化。同我们这代人大多数人的精神历程一样，我过去也很反感儒家的繁文缛节，最近偶尔看到儒家的《礼记》，却发现有些堪称文化精髓的东西，值得借鉴。其中《哀公问》一篇中，用当代的话说，鲁哀公问道：创新社会管理，什么最重要呢？孔子回答：政事最重要。所谓政事，是让群众跟从政府的教化、引导，明白做人的准则。否则，若社会管理者出现偏差，社会思潮和行为准则也会出现偏差，所以一定要谨慎。文中有句话，从当代法律的角度看颇有启发意义：“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。所以治爱人，礼为大。所以治礼，敬为大。”中国古代的礼含有行为准则的意思，与现代的法颇有相通之处。在这里，古人同样把“爱人”作为根本的政治观念，与我们近世舶来的人权、人道主义观念异曲同工。在古人看来，“爱人”的理想依赖于法律的实施，法律的实施则需要“敬”的精神，即首先是社会管理者对自己的严格管理，最终要形成社会成员对法律秩序的敬从。这些理念，在中国当代的法制建设中仍是值得借鉴的。回顾我们现在的法律与社会思潮，人权及权利的观念被突出，却淡化了法律维护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功能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助长了人们对社会行为准则的肆意突破。这种矛盾，在醉驾案件如何处理的困惑中，体现的较为明显。

　　考察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，所谓的礼法侧重于通过日常行为的规范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们的“迁善远罪”，即达到人格完善与社会和谐的目的。譬如现在的法律条文，再多也不是目的。而现代法治的形成，应包括三个主要的历史文化基因：来自基督教的伦理和社会一般观念；在古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商品经济制度；以及中世纪后期，欧洲民众在反对日耳曼封建领主野蛮统治过程中，借鉴古希腊政制形成的民主、自由、代议制等政治信条。这些观念随着近代西方势力的扩张，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。在实现民族现代化、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了几乎全盘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过程。这就好比我们没有发明汽车，能不引进外国的交通法么？但汽车上可以坐着手捧古兰的穆斯林，也可以坐着信奉上帝的基督徒，在我们这样文化积淀更为深厚的泱泱大国，更应存在一个自觉借鉴、摸索、改造的过程。否则，若人云亦云，一味追慕“现代法治文明”的虚名，而不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与历史经验的总结，以满足社会管理、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，就不仅是管理者一时出现偏差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问题。

　　回归到具体的司法层面，法律不仅仅是对个案当事人利害损益的计算，更是对现实社会中矛盾冲突的价值判断。司法需要严守法律的制度与内在逻辑，但不能沦为坐在象牙塔里看世界、翻着本本治理社会的过程。现在，最高法院提出能动司法、加强司法对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的要求，作为一名普通的法律工作者，笔者双手赞成。上升到历史的层面来看，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，应当完善自己的思路与性格。这样，法律的困惑将会减少许多。

(来源:人民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