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亡赔偿款的分割依据是亲属法而非侵权法

——“生活紧密度”不应成为界定近亲属权利范围的标准

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  胡春雨律师

济南市法学会《济南法治》2012年度优秀论文

丧失至亲，乃人生之悲剧，嗣后，我们又看到一幕法律的悲剧怆然上演：不少死者家属在拿到死亡赔偿款后，同室操戈，对簿公堂。立法对此无所作为，问题便只能交给司法解决。于是，出现了以“生活紧密度”为分割标准的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死亡赔偿款不是死者的遗产，属于死者近亲属未来预期收入的损失。因此，应根据近亲属与死者的生活紧密度确定其权利大小，而非均等分割。根据这种理论，业已出现了不少判例。从有关文献来看，最高人民法院和我省高级人民法院，以及部分知名学者对该理论不乏支持的观点。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，同为至亲，亲情所在，伦理攸关。在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中，是配偶近还是父子亲？夫妻同居共财，父母养儿防老，其间何谓紧，何谓疏？或夫妻同床而异梦，或母子别离而甚苦，究竟物质是生活，还是精神是生活？这一系列的判断，存在于普通人的观念意识之中，而法律人的“专业”思考，不能飞跃社会之一般理念。在研讨的过程中，笔者走访了多名社会各界人士，有政府官员，有普通群众，既有知识分子，还有犯罪分子，但表达的观念却基本一致：不应区分生活紧密度。而与律师间的探讨却颇不一样。其中，有位律师拿出一篇据说权威的论文讲到，死亡赔偿款的分配应当考虑生活紧密度，其中包括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时间长短。这种观点笔者也曾见过多次，于是反问：那么依据法律，是失去老母悲痛的时间长，还是失去娇妻心痛的时间长？这位如获至宝的律师，顿时哑然无语。生活紧密度的探讨，折射出一个重要的法治话题：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，看重的是人情的敦厚，而我们今天的法律思维中，却浸透着功利主义的精神。我们已经习惯于以利益作为一切法律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忘却了法律应有的人文关怀，于是心安理得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因为孙子需要儿子生前抚养，爷爷不需要儿子赡养，所以孙子的权利大于爷爷。这种结论不符合社会正常的伦理观念，是出于对法律的误读，而不是法律的意旨。事实上，只要把亲属间的权利分配还原给亲属法去解决，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。

亲属关系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无疑处于核心的位置。但在近代法律移植的过程中，“家”的观念被让位于“我”的观念，对亲属关系的维系让位于对交易关系的疏通。我们看到，在国民经济、社会管理等热门领域，我们已经制定了大量立法，而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亲属关系，只有在《婚姻法》、《继承法》中有少量的、原则性的规定。其中《婚姻法》作为家庭关系的基本立法，主要是从夫妻关系的调整展开，家庭法似乎只是包含于婚姻法之中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法律把伦理关系，更多的是交给当时的社会风俗与观念去自发的调整。在号称风险社会的今天，大量的死亡赔偿案件时有发生，却没有一条可以直接应用的法律条文，也就不足为奇。从自觉推进法律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，如何实现法理与伦理、国法与人情的衔接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。笔者认为，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，便是反映并培植一个民族的观念与精神。

生活紧密度理论的逻辑起点，是死亡赔偿款的法律性质，这是一个侵权法调整的问题。损害赔偿采取财产赔偿的原则，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——侵权之债，《侵权责任法》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也是因人身损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失。于是，生活紧密度理论从侵权法的角度分析了死亡赔偿金的各种学说，最终得出了根据被害人死亡对近亲属财产利益的影响，作为分配依据的结论。这一思维的过程依据充分，只是存在一个问题：依据不当。

依据我国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三条之规定：“侵害民事权益，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”。可见，该法调整范围的落脚点是“侵权责任”，调整的是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，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属于债法的范畴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被侵权人包括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，取得间接受害人的身份，主要是由于亲属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的媒介作用。间接受害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，是在侵权责任关系已经成立的基础上，被侵权人主体的内部法律关系。近亲属成为损害赔偿的权利人，根本上是基于亲属的效力，其权利的来源是亲属法，其权利的分配规则也应当适用亲属法，调整侵权责任关系的侵权法没有适用余地。关于死亡赔偿款性质的理论，主要是解决侵权责任领域中，对生命权丧失进行赔偿的依据。通过界定该赔偿项目的性质，解决的是侵权之债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。随着死亡赔偿款的赔付，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归于消灭，在近亲属中则形成了赔偿款的共同共有关系。依据《物权法》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，由于近亲属具有家庭关系，该种共有属于共同共有，共有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。既然此项财产权利的取得，来源于与死者的身份关系，则有关身份关系和共有关系的法律，应当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依据。在婚姻法中，法律规定了夫妻平等的财产权利，和父母子女间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，司法实践中夫妻离婚时一般遵循平均分割的原则；在继承法中，法律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，规定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，除例外情况外，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份额。可见，关于身份关系的立法，已经根据亲属的等级作为权利大小的依据，法律对亲属关系远近的判断，高于或包括了实际生活中的所谓紧密度。在法律的解释过程中，不应舍此去彼，舍近取远。

所谓生活紧密度，在法律逻辑上是个极不确定的概念，在法律价值上是个极不恰当的观念。依据这样的理论作为判决依据，即不符合法律效果的要求，也不符合社会效果的要求。如果把生活及其紧密程度仅仅界定为物质的，则不啻法律只考虑“利”不考虑“情”，法律将失去人性的光辉；如果由法官酌情考虑当事人的精神状况，除了出现文章开头部分的法律笑话外，将意味着法律的适用结果将捉摸不定。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，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主流的家庭形态，如果按照一般对生活紧密度的理解，则卑亲属的权利通常要大于尊亲属，在亲属财产关系中，出现晚辈权利高于长辈的奇怪现象。大概是由于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较多，被害几率较大，笔者见到的恰好都是年轻人死亡后尊亲属与卑亲属对簿公堂的案件。这几起案件中，老年人往往过着贫瘠的农耕生活，没有社会保障，而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，甚至进入了富裕阶层，有个当事人甚至公然以大城市生活水平高为由要求多分。按照这种理论的结果，相对富裕的年轻人，在权利上却要优于无依无靠的老年人。法律的所谓解释，与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符，冲击着民法上的善良风俗。

总之，法律乃实用之学，并非清谈之术。不管法律论证的过程如何，论证的结果应当被社会可接受。死亡赔偿款的分割是一个困扰司法实践的问题，但真正的困扰，是我们作为法律的工作者，拘泥于法律技术的推演，而忽略了法律文化与价值的求索。如果说法律的语言与技术为法律人所独有，但法律的文化与价值却属于全社会所共有。法律人的使命，正是以自己的独有，服务于社会的共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