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爱我家，“他母亲的”不行？

——赵再玉侮辱案附带民事反诉状、上诉状

    说来这起案子也不复杂，无非是李老太想要回家中地，赵老汉想守住家中房：说不清的前世因果，道不尽的俗世是非。一来二去，李老太的起诉被开发区法院驳回不久，便溺水身亡；赵老汉随之被严格执法，落了个倾家荡产。几年下来上访未果，老两口还蹲了大牢，这摊子事也就到了非给个结论不可的时候。那么，死者为大，固然不好说三道四；可如果一边打着官司一边“隔三差五”到赵老汉家门口“走访”，是否也有不妥之处？至于赵老汉两口，则一直抱屈自己是人在外乡，不敢造次。法律上有个新词，叫做“生活安宁权”，想来日子不太平也就没日子过了。于是赵再玉针对赵某新的指控提起反诉，打算一并说个过来过去，没成想立马被法院驳回了，只好上诉。究竟谁是谁非，在下身为辩护人反而不好多嘴，相信只要公道处理，自然也就走遍天下了。毕竟，十八大召开了，正是君子道长、人心振奋的时候，还是要相信法律嘛。

生活安宁权反诉状

反诉人：赵再玉，退伍士兵，现无居所。

被反诉人：赵某新、郭某梅。

第三人：程凤林，家庭妇女，现无居所。

反诉请求

一．依法确认李青云伙同郭冬梅等侵犯反诉原告生活安宁权；

二．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误工费一元整；

三．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礼道歉；

四．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精神损失费一元整。

事实与理由

    无论本土异乡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，享有生活安宁的权利，得到法律一视同仁的平等保护。此乃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。对此，无论法治政府，抑或执法机关，均责无旁贷。家园，正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，当家园遭受没完没了、隔三差五的骚扰，必将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。家园的主人有权愤怒、有权反抗，但没有义务俯首垂耳、噤若寒蝉。没有生活的安宁就没有法律的秩序，法律应当保护公民的生活安宁权，而不是以刑事打击的高压手段，强求守卫家园的主人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。此乃人之常理，也是基本法理。

    自诉人负有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，公安机关行使公共权力侦查、通过贵院调取的证据不能成立。但是，其中却包含了反诉被告大量自认的事实，指向了本案的实质：侵犯他人生活安宁权。根据郭某梅等人的自认：其已经将涉案土地租赁给反诉原告，长期收取反诉原告的租赁费，反诉原告在此建设家园、生产生活。然而在双方发生民事纠纷期间，“李某云隔三差五就去找赵再玉、程凤林夫妇……想不开就去找赵再玉、程凤林”，不仅如此，还组织众多亲属“让我们一起去找这对曹县夫妇讲理去”，其讲的道理竟然是“我们现在要这块地你们就得搬出去”，丝毫无视他人和平经营家园、享受生活安宁的权利。民事纠纷原本不可避免，贵在互谅互让，通过法律渠道定分止争。但是，反诉被告一方在诉讼期间却隔三差五不断骚扰，本身是对他人民事权利的无视，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权。

    综上，既然李某云等人隔三差五骚扰反诉原告，而且每次都有机会发生冲突，以至衣冠不整、哭哭啼啼，其逻辑前提是反诉原告忙于守卫家园，长期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，必然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。反诉被告一方因不善面对利益之取舍、纠纷之解决，由此造成的悲剧不应成为他人的罪过，但对他人民事权利的侵害，应当得到法律的评价与救济。反诉被告保留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权利。依据《民法通则》、《侵权责任法》及《刑事诉讼法》之有关规定，特向贵院提起反诉，望贵院在立案、审判时一视同仁、一并处理。

     此 致

菏泽开发区人民法院

具状人：赵再玉

2015年1月16日

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

上诉人（原审反诉原告人）：赵再玉。

   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侮辱罪刑事附带侵犯生活安宁权民事反诉一案，不服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30日做出的（2014）菏开刑一初字第8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，特提出上诉。

上 诉 请 求

依法撤销原审裁定，指令原审法院立案审理。

上 诉 理 由

一．上诉人是以侵犯生活安宁权为由，就本案民事侵权部分提出反诉，原审法院以有关刑事自诉的法律规定不予受理，适用法律错误。

    诉权是公民获取国家司法救济的权利，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刑事起诉上必须严格，避免公民动辄成为犯罪嫌疑人；在民事起诉上应当宽松，充分保证当事人获得救济机会。对比而言，本案刑事自诉条件放开、先捕后证，而民事反诉却被以明显错误的理由拒之门外。程序的公正性、当事人的平等性是公正审判的基础，如果司法程序“拉偏架”，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将更加不测。考察本案反诉状可知，上诉人已经明确提出就刑事部分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，现有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，完全局限于本诉起诉事实反映出来的民事侵权部分。而原审法院引用的司法解释，完全是刑事部分的规定，与本案反诉的性质不符，以刑事掩盖民事，系适用法律错误，程序公然违法。

二．本案反诉系指控诸被上诉人共同侵权，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受理条件，原审裁定理由不当。

    原审裁定认为李某云已经死亡，郭某梅是法定代理人，这一事实与上诉人是否可以行使民事诉权、反诉是否成立毫无关系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四十三条、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除刑事部分的当事人外，包括其他共同赔偿义务人。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审理，除适用刑事法有规定的之外，适用民事法的规定。被上诉人赵某新、郭某梅是否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是否可能成为共同侵权的主体，均属于民事部分实体审理的内容。上诉人是否有权起诉，与李某云是否死亡、与郭某梅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没有民法上的联系。“法乃公器”，案件之矛盾，岂容顾左右而言他。

三．原审法院未在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内做出立案答复，拖延反诉部分的审理，侵害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。

    上诉人于2015年1月19日当庭提出本案反诉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，原审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做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。但是，直到1月30日开庭之时，原审法院当庭答复仍未合议，要求上诉人等待答复。休庭后，又未经合议突然送达现有裁定，可谓程序任性，颠倒错乱，完全无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。

    综上所述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，在立案条件和审判程序上采用双重标准，上诉人的程序权益无法得到公平保护，只能造成案件的复杂化。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，请求贵院撤销原判，将本案反诉部分依法开庭审理。

此  致

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附：上诉状副本三份

上诉人：赵再玉

2015年2月4日